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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年阴影下的大学生

蓝白argentina 蓝白观楼市 2022-03-21


有个消息被很多人忽视了,昨天召开的国常会,为了稳就业,提出了3个措施。


1,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和专升本规模。


2,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2年户口和档案托管。


3,加大农民工稳岗和就业补助,促进就地就近就业。


2019年4月末,同样也是国常会,讨论通过了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的实施方案,有人称力度堪比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扩招。


显然,一提及就业,我们就想到了2个群体:大学生和农民工。


大学不断扩招带来的后果,是全国新增高校毕业生呈现逐年增加,按天风证券的测算,在2019年毕业生达到了860万,而这一数字在2001年仅仅只有100万。


统计局去年发布的《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显示,农民工总量为2.8亿人,新增184万人,增幅仅0.6%,创出新低。


大学生变多,农民工变少的背后,是一场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大变局。


01 中年阴影下的大学生


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李清亮,在去年11月份写过一篇文章:《过度教育如何变为就业的缓兵之计》。


其中提到3个很有意思的观点:


1,接受过同等水平教育的人,其经济地位或收入比以前下降了;


2,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预期的职业目标;


3,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。


2014~2018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变化趋势,本科就业率明显低于高职高专。数据来源:麦可思-中国2014~2018届大学毕业生培养质量跟踪评价。


说白了就是:学历没以前值钱了,大学生对自己的期望值变高了,学校里教的知识工作根本用不上。


也就是说,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大学生的供给,出现了“供需错配”。


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,就是“过度教育”,扩招、学历提升、考各类证书、培训班、全社会对教育形成了坚不可摧的信仰。


解决的办法又是什么呢?


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对科举、考试、学历的推崇氛围下,改变不了环境,就只能改变自己,继续实行过度教育,从辅导班开始,到大学扩招、研究生遍地走,成王败寇。


江苏省社科院研究所苗国对此总结道:模仿发达国家采取加大教育投入,延长在校时间,让青年人口就业推后。


这种“治标不治本”手段,使得就业市场与教育市场日益脱节,企业越来越缺乏有真正市场价值的人才,个人也容易在漫长的教育时光消磨中,错过就业与婚配的最佳生理年龄,形成双输局面。


朝气蓬勃的大学生,已经迈入中年。


02 垂垂老矣的农民工


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正在逐步增大,2015年时,平均年龄为38.6岁,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40.2岁。


海通宏观发布的数据显示,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,由2008年的11.4%升至2017年的21.3%,9年时间,提高近10个百分点。


年龄大了,在城市里就业,必然会遭遇隐形“歧视”。


送快递,至少需要对城市里的道路熟悉。送外卖,至少要会摆弄智能手机。去工厂流水线,至少需要支撑熬夜的充沛精力。


即便这些技能都不是问题,年过不惑之年的农民工,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,依然难以获得高薪。


怎么办?回家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。


图示来自中泰宏观研究所


根据《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,从输入地看,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,下降1.2%,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,下降1.2%;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,下降3.9%。长三角稍好一些,增长了65万人。


随着时间推移,回家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,从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就不难理解,国常会所说的“促进就地就近就业”的重要性了。


03 低生育率+未富先老


大学生和农民工两个群体,是就业市场的两大支柱,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躲在象牙塔里,返乡的农民工又无法弥补就业需求的缺口,最终的结局就是“未富先老”。


低生育率的环境下,这样的现象会加剧。


截止目前,我们共经历了两波“婴儿潮”,第一波在1962-1973年,平均每年新出生2700万婴儿;第二波在1982-1992年。


进入90年代以后,第3波“婴儿潮”并没有出现,性别比的失衡日益明显。正常情况下,新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是在1.02-1.07之间。但是,1997年之后,10多年时间里,性别比一直维持在1.2附近的高位,男多女少。


2005-2017年中国男女人口数量走势对比,数据来源:统计局


直到2016年“二胎”政策全面放开后,新出生人口性别比才迅速回落至合理区间,最近几年,女孩甚至还有增多的迹象。


这也就意味着,即便生育政策已经开始纠偏,1997-2016年这个阶段出生的人,“打光棍”的概率必然会增高,高校大扩招的背景下,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选择继续“修炼”,提升自身竞争力,但是,对就业市场来说,“供需错配”的缺口只会越来越大。


农民工也在“用脚投票”。


光大宏观曾发过一篇报告,其中提到:农民工在制造业的就业占比不断下降,不断向建筑业、服务业转移。与制造业之间替代性较高的行业包括:建筑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、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。


送外卖至少是跟活生生的人打交道,总比在工厂面对冷冰冰的机器要好,去建筑工地至少能凭体力拿到高工资,总比在厂里两点一线要好。


目前,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4.7%,提升到2018年的12%,有专家预计,这个比例到2030年会达到18%,2050年会达到33%。


也就是说,10年之后,出门下楼,碰到的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的高龄老人,30年后,我们周围每3个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。


时间很公平,大家都在变老。


04 需求被透支后的存量市场


这样的趋势,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?


1)一二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会越来越高。


我们常在说逃离北上广,究竟是什么人在逃离?


大学生在高校里深造,毕业生在大城市打拼,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,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,他们是不会逃离的。


海通宏观发布的数据显示,目前外出农民工居住成本约占生活消费支出的45%左右,2018年,农民工收入增速仅在6.8%左右,而一线城市房租水平的平均涨幅超过20%,二线城市房租涨幅也超过了两位数。


北京历年房租涨幅,数据来源:安居客


2014年以来,城市与农村CPI增速之差每年平均接近0.2个百分点,今年1月份的CPI已经突破5%,考虑到生活成本的上升,外出与本地农民工收入增速之差几乎被抹平。


最终的后果,是家政、水电、装修、维修、保洁、保安、服务员的价值越来越贵。


有人说,过去是工人看老板脸色,现在是老板看工人脸色。


以后,是全社会都看工人的脸色。


2)形成低欲望社会氛围,消费品日趋饱和,包括房子。


低欲望社会,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形成的。


这种现象,我们从邻国日本就能看出来:


1,不消费,即便是利率极低,人们也不买车不买房;不投资,即便全日本个人金融资产高达1700万亿日元,分红收益率远高于存款,却无人投资;


2,缺乏事业野心,得过且过,升职欲望远比前几代人低,在便利店对付一日三餐;


3,年轻人不恋、不婚、不生子,生育率低迷。


别以为这样的生活离我们很遥远,不妨来看一组我国主力消费品的数据。


2019年1至9月份,家电国内市场销售额5748亿元,同比下滑4.3%。占比最大的空调、彩电和冰箱,销售额分别下降11.4%、4%和1.2%。


2019年,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.89亿,同比2018年下跌了6.5%。这也是自2013年后,首次跌破4亿部大关。


数据来源:Trustdata


汽车方面,在2017年销量到达顶峰的2392万之后,2018年、2019年开始销量下滑,同比增速分别为-7.7%和-3.4%,今年情况可能更不乐观,因为湖北汽车产量达224.75万辆,约占国内汽车总产量的比重9%。


家电、手机、汽车销量都在回落,房子会一枝独秀吗?


一边是每年17亿平米商品房供给的的扩大,另一边是主力购房群体需求的下滑。


一切商品价格的波动,都与供给有关,房地产也是一样,宏观来看,绝大部分城市的绝大部分房子,都是无用的。


3)过度教育依然是趋势。


在独苗家庭,子女成才预期会显得异常“非理性”,而我国特有的“教育资源稀缺性”,又会加剧每个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竞争。


低生育水平与教育资源投入过度重视“相互促进”、恶性循环,从而固化低生育行为。


李迅雷曾发过一篇报告,其中提到一个观点:房子越高,孩子越少。


100座摩天大楼分布在10个国家或地区,这10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的人口粗出生率(1年内平均每千人中出生人数的比率)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


房子和孩子,犹如硬币的一体两面,往往难以兼顾。


想让孩子出人头地,就要去大城市买房,想在大城市生存,孩子要少,教育质量要高,学区房要争取,父母必须加倍努力996,恍然间白发苍苍。


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摆脱的怪圈,也是个有点悲哀的结论:


未来只有辅导班、培训班、医药、医疗、学区房会越来越红火,正如这些年我们看到的那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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